邹尧臣，字廷俞，号和峰，生卒不详，湖广兴国州（今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人，随祖入籍大理府赵州（今云南凤仪），明嘉靖五年丙戌科（龚用卿榜）进士，历任江西道南城知县、都察院陕西道监察御史、四川和广西巡按御史、江西按察司副使和布政司左参政等职，官从三品。邹尧臣为官“所至以治行称”，心系百姓，归乡后“倡义学置学田”，造福桑梓，是当地颇具名望和影响的历史名人。

史志记载——

清康熙《江西通志·秩官》载：邹尧臣，“湖广兴国人”。光绪《兴国州志》载：邹尧臣，“旧志云‘衢曾孙’。”按语称：“衢以岁贡官云南鹤庆府经历，因家焉，故于尧臣名下不注其籍。今查《题名碑录》，则‘大理府赵州人’。”查明清《赵州志·流寓》：“邹衢，武昌（府）兴国人，永乐间初任鹤庆府经历，廉洁不苟，秩满贫不能归，寓于赵州，子孙蕃衍，世有科第。”这就说明，邹尧臣的先祖邹衢（1392-？年）在明朝永乐年间（1420年的岁贡）出任鹤庆府职掌文书一官时，为官清廉，届满之日竟无返乡盘缠，只得留居赵州。

又据大理弥渡密祉《邹公讳国祚世系谱序》碑记：“溯公原世祖公讳衢，以前明永乐年初仕于大理鹤庆州，娶严氏生二世祖高敏，卜居赵州，敏娶徐氏生纪，纪娶吕氏生希孟，孟娶刑氏生五世祖华，华配洱河卫千户之女孙生三子，长尧臣……嘉靖五年翰林……次子尧宪，寿员，三子尧佐，庠生”。所记密祉柳城村的国祚与尧臣同为始迁祖邹衢裔孙。

按所记世系推，尧臣不是邹衢的“曾孙”，而是“来孙”。这与湖北黄梅东鲁堂《邹氏大成宗谱》和阳新邹氏谱局抄录的《衢公谱系》所记世系大致相符，远祖是汉武帝时东鲁郡侯邹仲俊，邹衢列第57世，尧臣列第62世。立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的《参政邹尧臣置学田碑记》，最后记有尧臣“长子庠生邹世贤，次子廪生邹世科，三子庠生邹世如，四子庠生邹世昌，五子童生邹世箕，侄子庠生邹绍贤、维贤，邹世德，操心饬行，皆求无负于先君”，其子侄都是秀才。

邹尧臣大约生活在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至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间。因大理凤仪邹氏家谱失传，邹尧臣墓也在上世纪50年代遭毁，其生卒年月失考。成书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赵州志·举人》记有“邹尧臣中己卯科（1519年）第16名”，《明代云南进士名录》则记有“邹尧臣，嘉靖五年丙戌科（1526年）三甲第136（名）”。

据《江西通志·宦绩》（第131卷）记，邹尧臣在嘉靖六年（1527年）即以进士出仕江西建昌府南城（今属抚州市）知县，“邑遇水灾，捐俸振灾，全活甚众；值编丁长吏欲伪增户口以要功，尧臣力争得免。”廖廖数语，微言大义，讲了邹尧臣捐出俸禄赈灾、救活很多灾民和抵制虚报人头、免增百姓赋役两件事，可见他的为政以民为本。古时大凡能“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百姓都念他。所以后来邹尧臣在江西布政司任上再回南城县巡视时，人们都夹道欢迎，当地还为他立了“遗爱碑”（见康熙《南城县志》卷九）。

嘉靖十一年（1532年）五月，邹尧臣擢升都察院，试监察御史，年后实授陕西道署理。明代监察御史为正七品，官阶不高，但奉旨巡按州县，职宽、权重、责严。由于政绩卓著，次年十一月十九日，邹尧臣及父亲邹华、母亲黄氏、妻子金氏一家数人同时获得嘉靖皇帝的敕封。嘉靖十三年，邹尧臣奉旨巡按四川。他考察时弊，纠劾违法，扶植良善，多关注民生，切合实际，奏报应对也常被朝廷采纳。《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180卷）载：“嘉靖十四年十月辛亥，割四川川南道所隶卭、雅、眉三州八县，建昌等六卫十所，天全黎州七土官衙门为上川南道，以建昌兵备副使胡仲谟兼分巡督粮，右参议李瑜兼分守，从巡按御史邹尧臣请也。”又载：“嘉靖十四年十月丁巳，旌表四川孝子李应麒等三人、节妇高氏等十七人、烈妇边氏一人，从御史邹尧臣奏也。”

《万历赵州志》卷三记有邹尧臣“两差征虏有功劳”。其一，是指嘉靖十三年（1534年），邹尧臣以御史身份，参与平息了明朝九边之一的军事重镇、“北门锁钥”大同的兵变；而大同兵变，是因镇卒不堪长官粗暴虐待、不满朝廷穷兵黩武而起事造反的。其二，是指嘉靖十七年（1538年），作为广西巡按御史，邹尧臣又参与了征讨断藤峡侯公丁一役，事见《明史·张经传》（列传第九十三）；而侯公丁聚众抗明，也是因为瑶民反对改土归流政策对边民的盘剥、压迫。邹尧臣虽懂以民为本，但毕竟是朝廷命官，圣命难违。参与这两次“平叛”，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历史人物局限，却也不难看出他多少还是有点勉为其难的。未久，他丁忧回乡，便执意归隐，即使守孝期满，朝廷征召再三，他再也没有外出为官了。也许，是经历了上述事件，觉着为官既能为民请命，也不免有违心之时，做违愿之事。

邹尧臣的为官为政情况，少有可据史料。从一些零星记载中，可知他由巡按御史迁升江西按察司副使，再升布政司左参政。按察司属都察院之下的分支机构，负责监察地方官员，明代还主管提刑、诉讼事务，副使为正四品。布政司主管民政，节制府州，左、右参政为佐理官，从三品。清道光年间重修的《赵州志》，将邹尧臣列入了“乡贤”。他的“贤德”，是在家乡创立了赵州学田，是赵州学田制度在古称荒蛮的大理乃至云南边地的开化教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因居丧尽孝，邹尧臣从江西洪都（今南昌市）回到云南赵州。道光《赵州志·乡贤》记他“丁艰，遂不起”，转而潜心于家乡“建祠堂，立家塾，置义田”。他历来重视地方教育。出知南城时，他主持修葺扩充了县城儒学；巡按四川时，又主持增建了成都大益书院。回乡后，他拿出薪俸聘请名师，广立私塾，热心于倡办义学。他牵头办起大理凤鸣书院，并捐置两处学田，用以保障书院开销。由于“推己及人”，当地办学渐渐成风，登科及第者也接踵而至。隆庆三年（1569年），赵州司马陈谟深感其事，欣然写下《参政邹尧臣置学田碑记》，盛赞邹尧臣“于敦之余而推及于里士”，赞其义举可与范仲淹置千亩苏州义田、窦沫议建书院购千卷书籍相比。他置办的78.3亩学田，后属赵州督学院，一直沿用到近代土改之前，达四百余年。明代为邹尧臣置学田所立之碑，至今仍存于大理三中校园之内，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凤鸣书院亭阁左侧，《碑记》则成了研究云南边疆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史据。

地方旧志中，有关邹尧臣“谋于乡衮”、造福桑梓的记载不少。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赵州大旱，邹尧臣倡修沟渠，并亲自率众祈雨。在赵州，他倡建了清流普济祠、东岳庙、瑞云观等古宇。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凤仪山麓募建瑞云阁时，“邹尧臣一家最为尽力，其家父子、兄弟、眷属皆捐金帛，脱簪珥，以率一乡”。乡里也为邹尧臣建了世科坊、进士坊、绣衣坊，为他貤赠“文林郎”的父亲邹华立了敕封坊，乡人之敬重，于此可见一斑。作为一边疆移民后裔，“由家学升俊于乡，妙选于瀛，执简于朝，端而循迁于藩，于文章节义卓有声称”，让后人记住了邹尧臣。解放前，其后裔正宅一直高悬着“进士”、“圣旨旌表”匾额，颇显官宦大家书香之气。现今弥渡的茶马古道上，小盆坝以西凤凰山下有旅游小镇密祉，有历史文化名村文盛街，都说是“先贤邹尧臣的开拓之功”。

邹尧臣的文字，现今仅能见到一记一诗。《新建清流普济祠记》存于大理古碑文录，记述有嘉靖丁未赵州大旱，知州潘尧峰求雨得应，后践诺建祠一事。对于“龙有救旱之功”，邹尧臣有自己的见解：“天下事固有出诸常理之外，使人始而疑、中而信、终而钦且崇者，类若此事举也。”《游太平岩石次韵》存于桂林独秀峰古摩崖，是邹尧臣巡按广西时游太平岩留下的草书手迹：

独秀峰高自古今，诸峰罗列似相钦。藤萝直上余千尺，鸟雀和鸣集众音。

尧岭东来云积翠，虞山北拥地生阴。洞中乳石累累异，问道真沅深复深。

大理古碑文录中，李元阳的《瑞云观记》记述有邹尧臣一家捐建赵州瑞云观的事迹。李元阳（1497～1580年）居太和县（今大理古城），与赵州隔洱海，而且与邹尧臣同榜登科，当年大理“一府二进士”被传为佳话。田汝成的《桂林行》，毛伯温的《平断藤峡碑》，陆深的《大益书院记》、《仲冬望东郊送邹和峰侍御》，唐锦的《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俨山陆公行状》，杨慎的《题西湖十景邹和峰家藏戴文进画〈巨浸秋波〉》，邵经济的《按察任玊台、胡慎斋、卢抑斋、邹和峰、刘一嵓、张蒙溪诸公奠先君于墓所苦雨后晴感而赋此》等文章诗词，也都提及邹尧臣，由此亦可窥出其文墨交往之一二。